劉先立的博客

《陈伯达年谱》序一：宫廷政治与意识形态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·秦　晖· 　　继《康生年谱》之后，余汝信先生又写出了一部厚重的专著《陈伯达年谱》，　我很佩服他的高产。当然还不光是高产，重要的是这项研究的价值。 　　与那个时代许多激进青年一样，陈伯达基本上是以自学成才，他集美师范没毕业，在上海大学、广州中山大学都只短暂就读，除了参加中共后受党派遣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三年外，基本没有完整学历。参加革命后早期他也只是写些诗文和革命政论。但从１９３３年起到进入延安之初，他却在革命活动之余连续写出了《论谭嗣同》、《老子哲学》、《墨子哲学》、《孔子哲学》等学术著述，这些早期文章和文名并非靠政治权力获取，体现了他确有相当天赋。 　　三年留苏使他有了马列主义理论功底。但他却并非“国际派”，既与王明等人合不来，也未受“国际”赏识，他回国后写的上述“左派国学”文字显然也不属于国际派的“洋八股”。应该正是这一特点，使他到延安后很快被毛泽东看中，先是就《孔子哲学》出现了一段领袖与文人奇特的文字交往，随后就被毛泽东收入麾下，成为毛的政治秘书，即所谓“大秘”。〔１〕 ◇　陈伯达抨击“党国”专制 　　在历任“大秘”中，陈伯达不仅任职最久，应该说也是毛泽东历来所有助手中最有理论和学术能力的一人。毛泽东不仅用他为自己起草文稿，做秘书的本职工作，还让他直接参与政事，尤其是让他以个人署名发表许多重磅作品，诸如《评〈中国之命运〉》、《窃国大盗袁世凯》、《中国四大家族》、《人民公敌蒋介石》等。这些作品虽然是“为党立言”，著述都经过高层讨论，但毕竟是以他个人名义发表，与陶希圣为蒋介石写的《中国之命运》、康生六十年代主持写的“反修”系列长文都以领袖和党的名义发表不一样，这直接使他获得了中共头号理论家的名声。而这些著述的重要性与影响也比后来的张春桥、姚文元等个人署名的“党文”分量要大得多。 　　陈伯达的作品直接与国民党进行“思想战”、“理论战”，应该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尤其是《评〈中国之命运〉》和《中国四大家族》两文，今天读起来都令人拍案叫绝。 　　１９４３年，随着欧洲和太平洋战场盟军大举反攻，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可以看到胜利曙光。而共产国际同年宣告解散，也使许多国家共产党的国内对手产生错觉。这时陶希圣执笔的《中国之命运》以蒋中正的名义发表，实际上宣布了国民党的战后治国纲领。它极力渲染近代以来列强侵华的国...